莆田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内容摘要：　从手段上看，过分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必然导致处罚的残酷与畸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威慑主义刑罚对于效果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程序的正当性。

从手段上看，过分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必然导致处罚的残酷与畸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威慑主义刑罚对于效果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程序的正当性。

人们对于如何应对挑战开出了很不相同的处方，概括起来有两种方向之争：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向前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相反，它所产生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应该正视。

张卓元：改革越来越难，越往后推越难，为什么？既得利益固化。公权和私权冲突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突出的，那个时代只有个人利益绝对服从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绝对权威下，谁还敢提私权？公权和私权的冲突在西方国家自由经济状况下也不突出，因为在市场行为中，国家干预的范围和程度都比较小，且法律对国家行为行使的程序有严格的规定，私权救济的手段也相当充分。因为如果法院是按照政法委员会的指示来办事，法院就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大大改变了宪法12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思想方面说，在执政党内许多人认为，高度集中的苏联式的政治体制乃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必须无条件地坚持。当年11月，中纪委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决议，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的力度。

由于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的巨大权力。2003年颁布《行政许可法》是约束行政权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大部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等于大部制肯定能够提高效率。

最后，所有的行政行为要受人民诉权的制约和法院的司法审查。杂志社由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高世傑先生、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和全国政协常委、港澳问题专家陈佐洱先生担任顾问，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洛林先生担任社长，采取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负责制。类似的行政经费浪费比比皆是。这样的司法效能，不可能高。

路径很清楚：人民能够真正地制约和选举代表。法官必须减少，审判方式要改革。

我的想法总体上是提高法院地位、落实法官审判权、撤销检察院由公职律师起诉、侦查起诉分离、纪委反贪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统一由廉政公署行使、公安机关治安和侦查分流，摆脱司法地方化、成立行政法院和宪法法院等等，可以另外详述。每一笔开支在国家统计部门和财政部门公开查阅，接受人民监督。司法改革很多要从基础性问题上改起，重点在解决审判方式和审判权力问题。导致大量的演戏审判和不负责任形式审判。

任何有权的人都是滥用权力的欲望和倾向，为了效率和权威，有权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只有这样，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能够在法律理性的框架下，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处理。以使其行为符合成文法。比如：一、财政官俸和行政开支经费，如果由人大表决才能拨款，政府就无法自行增编加人。

自己不想守已经立的规矩的人。二，关于中国司法机构改革的相关问题1，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和腐败事件频发所凸显出来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缺陷是什么？陈有西：第一、现在存在大量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

四、比如舆论放开，机关三公消费就会在阳光下，养不了那么多冗官。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够真正见效。

第二、现在的很多法律本身有缺陷，存在立法不公。即习近平说的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擅自未批先用的，直接罢免政府官员。而法院和法律人又以遵守成文法律为天职。第三、司法腐败导致司法不公和司法无能，百姓从法庭上讨不回公道我还记得，法院并不是没有危机的，一些国家的政府批评法院过度司法能动，干涉了国内司法主权，面对这些施加在法官身上的压力，一位法官如是说：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这个法院的设立，是意图独立于政府，保护每一个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我们不应当妥协。

自古我们就有以德服人的说法，我想这对于现今国际社会也是适用的。还有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的Lautsi and Others v. Italy的案件直指欧洲的宗教力量在世俗社会的微妙牵连，让人比以往都更为切身地了解了欧洲的宗教历史与现状。

就是这样一种将慷慨激昂的正义理想落实到最琐碎最微小的细节中的态度，让这样一个看起来鞭长莫及的国际人权保护机构获得如此大的成果。如果市侩人物想要嘲笑，那就让他们嘲笑去吧。

于此我是十分惊愕的：我没有想到纳粹组织依然存在并如此积极地活动着，也没有想到西班牙的刑事诉讼制度如此奇特：对于这一场起诉检察院是持反对意见的，然而在本国诉讼制度下纳粹组织依然成功让案件得到了受理并且还进行了开庭。在日本3.11地震后，他身旁是一片高兴乃至欢腾的声音，称这是天意，这些声音，恰恰来自他平日里相亲相爱的同学和朋友。

欧洲人权法院，便由一群一直保持着警醒的人们组成，他们虽然各自有自己的国籍，卻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判断力，服从于自己人之为人的良心。这样一种理想主义，或许是迂腐的、几近偏执的唐吉可德式的幻想，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绝不屈服的理想主义，留给我们信心和感动，爱和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权发展的一大历史转折点，战争中人性的残忍暴戾骇人听闻，然而对于大规模的人权践踏行为人们却束手无策。曾经我疑虑法院所处理的欧洲案件对于我来说太过专业和遥远，而后我便发现，许多案件背后，是欧洲牵连至整个世界的历史和文化，绝对不是事不关己。

然而，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心中涌起了一股难言的心酸。这一顿午餐和一席讨论从此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更为自己的同胞感到愧疚：难道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支使下，我们竟真的丢失了最基本的同情之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吗？历史和现实、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每个有是非正义观的人都应当可以作出区分，更重要的是，即便不懂历史不懂现实，当一个没有伤害过自己也没有犯过大错的人遇到灾难时，人之为人的基本情感也不会让自己为此欢喜。我也想过：学习这些有多大的关联性呢？完全异域的制度和实践、过于专业的知识构造，都是看起来并不能够带来许多的收获，也不能得到自己国家内太多人的共鸣。

在欧洲人权法院实习的同时他一边在帮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atham House）做关于中国及人权的一个研究项目。我至今记得，有一天我在法院门口遇见一个意大利的女人，满是焦急的用夹带着意大利语的英语问我：Where is human rights? I want to go to human rights!!我努力告诉她，然而她自顾呼喊，那歇斯底里的态度让我心中满是惊惶，我甚至怀疑她是否神志正常、是否会对自己人身带来危险。

在欧洲人权法院实习、港大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惊人得少，也惊人得不准确。他毕业于剑桥，去中国做过英语教师志愿者，对中国十分感兴趣。我真挚地认为，人权的核心、人权的生命，就在于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之中。说起来我与人权好像有一种奇妙的缘分：在人大法学院保研英文复试上，我抽到的主题就是Human Rights，当时没有什么时间准备也没有很丰富的知识，便有些零乱地说了自己的看法：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并不应当完全加以否定。

这是一种人之为人的基本修持，是用力呵护人之为人的品质的人本精神。人权与每个人共享的人道主义精神相生相息，也与每个人心中的作为人的情感紧紧相连。

但如果说本文有正题，那便是以心换心，希望就人权以及扩展开来的一些思考，能够真正触及到一些人。这些案件，虽都统络到人权之下，但事实上分属宪法、刑法、民法等不同部门，而案件本身的国际性和争议性以及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也会给这些部门的学者提供极好的学术资源。

进入这些案件，就进入了他们背后的时代，触摸到我们出生以前所发生的沉甸甸的历史——以一种交叉学科的眼光看，许多人权案例甚至可以成为口述历史的宝贵素材。在欧洲人权法院实习之前，我并没有专门学过人权法，也没有想过以人权为业，只是因着一种天然的人文主义情感而产生的天然的兴趣，便报了名。